◆鐘良義

卒讀鐘天瓏先生以濯水為故事發生地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天理良心》，我立馬想到了“忠實雇工”四個字。許多優秀作家都是偉大記憶的忠實雇工，誠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所說：“我受雇于一個偉大的記憶”。鐘天瓏先生就是這樣一個雇工，《天理良心》就是他受雇于家鄉記憶、加持家鄉記憶的一次文學書寫。因此，無論是讀他上世紀創作的詩作《愛河之洲》、詩文集《夢之光環》，電視文學劇本《黔江妹子》，還是本世紀創作的散文集《永遠的完美》《滄桑的星辰》，詩集《無言的愛》，或是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天理良心》，都足以從其創作履痕中看出，作者忠實地履行了一個家鄉記憶的雇工職責。他用自己的作品及其主編出版的十多部文學作品把對家鄉的記憶連接起來，以對家鄉一往情深的創作態度和對本土鍥而不舍的文學書寫贏得了廣大同行的刮目相看。也正因為如此，讀他的作品就會強烈地感受到，該作品充滿了對家鄉記憶的特殊整理，是對家鄉記憶的一種加持，是作者創作技藝的一次集中呈現，是一名家鄉記憶雇工的歷史自覺和文化自覺。

《天理良心》就是這樣一部充滿了歷史自覺和文化自覺的作品，是作者始終熱愛家鄉、忠實家鄉，自始至終根植腳下土地創作出來的充滿家鄉記憶的雄奇篇章。《天理良心》的故事發生地——濯水古鎮，與作者的老家一山之隔，李、龔、汪、余、徐、樊六大家族在古鎮演繹的興衰榮辱史，既是濯水古鎮六大家族的恩怨情仇史，更是武陵山區的民族生存史，其故事無不蕩氣回腸，誠如《天理良心》封面所言：“五十年風雨滄桑，湮沒不了那么多動人的故事;五十年悠悠歲月，帶不走那一串串閃光的名字”。為了寫好這些充滿家鄉記憶的動人故事，他多次深入故事發生地，在浩如煙海的史料、族譜資料中不厭其煩地翻找關于濯水的記載，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精神遍訪濯水民間老人……我看過他為此寫的采風筆記，足有十萬字之多。這些采風筆記，有很多在史料記載中聞所未聞，填補了很多濯水歷史記憶的空白，在很大程度上對濯水旅游資料做了去偽存真的校正。卒讀這部小說，讓我再次看到了一個作家的歷史自覺和嚴謹的創作態度，看到了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加持家鄉記憶的赤子情懷。

無疑，《天理良心》反映出來的作者對家鄉記憶的文學書寫，是值得稱道和重視的。在漢語言的文學國度里，作者的家鄉——黔江，因為有了陳景星、范長生、張九章、田漢等歷史名人和陳川、何小竹、任光明、何炬學、粟光華、阿多、維揚、張炳生、饒昆明、陳彤、楊見、姚元和、易曼、李中明、傅志棟、許顯昌、趙緒紅、吳明泉、阿緣、龔遠政、謝保華、劉世超、龔明舉、周燦、鐘建春、曾素芳、宋雨霜、熊定質等當代本土作家的共同努力，越來越成為獨具特色的語言王國。隨著描寫黔江的作品越來越多，黔江已經成為重慶或者武陵山區頗具標志性的旅游勝地，黔江在漢語言文學的形象生長更加豐富而多元。在這些各具特色的文學書寫里，黔江本土作家的書寫更具重視的價值，《天理良心》也因此更具現實意義。我這么說，不是因為自己本身是一個本土作家，而是因為我覺得，文學說到底是思想和情感的藝術表達，既然是思想情感的藝術表達，那故鄉人的書寫就有故鄉這個根，就像鐘天瓏先生寫《天理良心》一樣，他的書寫大多數在思想上、情感上都和故鄉這個根有著血脈相連、盤根錯節的關系，所以，我當然更加相信故鄉人對故鄉的文學書寫。

意大利那不勒斯人說，如果有人問他們最信賴的那不勒斯歷史，他們說他們想象不出除了他們自己的人寫的那部《那不勒斯王國史》外，還有什么人寫的那不勒斯王國史能讓他們信賴。同樣的道理，我想象不出還有什么人寫的黔江文學史比我們本土作家寫的更值得讓人信賴。從這個意義而言，《天理良心》在黔江的文學史上就具有了重要地位。

首先，獨特的人物譜系是《天理良心》關于家鄉記憶文學書寫的重要特點。作品以一個本土作家的視角，以清朝末年、民國時期濯水古鎮李、龔、汪、余、徐、樊等六大家族興衰沉浮的鮮活故事，更加真誠、更加真實、更加讓人信賴地寫出了黔江人幽微、鮮活的心靈狀況。因此，讀《天理良心》，自然會進入許多黔江人的心靈史。《天理良心》中的人物都是黔江本地有著各種身份的人物，這些人物形成了作者筆下的人物譜系，他們每個人的身上都有著獨特的濯水氣味、黔江氣味，都有著歷史大潮中各自面對的困境，都有著各自努力追求的帶著自己審美價值的理想生活。在作者筆下，這些人物大多有儒釋道文化交融的思想烙印，大多心存天理良心，沒有絕對的好與壞，他們有著太多的善良和美好，即使有性格的缺陷，也值得尊重、理解和思索。這些人物譜系里，既有賀龍打馬過黔江、萬濤鮮血灑洪湖、古鎮一門三忠烈等英雄人物，也有腦海里總是縈繞“身為天下人，當思天下事”這句話的古鎮大儒李璧臣、汪雨虹，帶隊送抗戰物資的袍哥大爺李朝恩，發行十孝圖找補劵的詹信安，救死扶傷的余光順，善結人緣的汪子文、龔明禮、徐朝宣等極具個性的人物形象，這些有血有肉，鮮活可愛的人物，構成了《天理良心》的一軸豐富多彩的人物畫卷。

比如，作者在《天理良心》中以其獨特的筆法加持了這片紅色土地上的紅色記憶，既寫小鎮六大家族的恩怨情仇，又寫小鎮人在民族大義面前表現出的舍小義顧大義的家國情懷。不僅藝術地再現了紅軍經過馬喇湖、濯河壩等地的革命活動歷史，展現了紅軍機智、勇敢，紀律嚴明，除暴安良，撒播紅色種子，深受當地人民擁戴，百姓子弟踴躍參加紅軍的歷史畫面，還藝術地展現了古鎮人在國難當頭的時候表現出的“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家國情懷，著力描寫了小鎮人在民族危亡的時刻表現出的空前團結，捐贈物資支援前線，送子參軍上戰場等動人故事。作者通過藝術地再現川軍出川抗日的英雄壯舉和戰斗的壯烈場面，熱情謳歌了小鎮李春暉、李永槐、李永莊三弟兄英勇抗戰，為國捐軀的英雄壯舉。作者深情地寫道：

11月17日，43軍剛奉命接管大場鎮(上海市西北區)防務，便與日寇短兵相接，戰斗十分慘烈。一個連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輕機槍和五六十支步槍。有少數步槍機柄用麻繩系著以防失落，武器之低劣，可以想見……然而，英勇的川軍將士毫不畏懼，決心用生命和熱血書寫壯美的人生答卷。

日軍發起總攻，傾瀉成千上萬噸的炮彈。李永荘營長指揮殘部頑強抵抗，腹部中彈踉蹌倒地。部下扶他，李永荘叫道：“不要管我，老子死在這里痛快!”日軍怪叫著沖來要抓俘虜。周身血糊糊的李永荘，掙扎著用父親贈送的白布旗拭去血跡，高呼“殺敵，抗戰到底啊!”然后用槍口對準自己腦門，“砰”的一聲槍響，一個可敬的名字刻在了反法西斯戰爭的豐碑上……受重傷的300多川軍官兵，不愿被俘受辱，紛紛大叫：“小日本必亡!”這些戰衣破裂、傷痕累累的中國軍人，紛紛拉響手榴彈，隨著一聲聲爆響，頃刻間消失在煙霧中，用生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詩篇。

……

越來越多的兩軍士兵開始上刺刀——他們已經近到能夠清晰地看到彼此的面龐了。在這個時候，成千上萬的兩軍士兵正端著刺刀沖向彼此。

近身肉搏，三個小時沒有槍聲的戰斗……這不是雙方停戰，更不是休息，而是仗已經打到無法開槍的程度了，敵我兩軍扭著一團展開肉搏戰，他們在拼刺刀，白刃戰就此爆發。

一千余敵人為爭奪制高點黔驢技窮，一度施放催淚瓦斯彈。國民黨軍無防化設備，用血肉之軀與敵相拼，竟奇跡般將敵殲滅殆盡。

……

那個殘酷的午后，無數壯士的鮮血浸透了英雄的土地。三小時沒有槍聲的拼殺后，白刃戰落下了帷幕，幾千名中國士兵靜靜地躺在中國最美的江山中。他們曾英勇地戰斗，此時卻安靜、靦腆，猶如他們短暫生命中的大多數時間那樣。

日軍發現將軍衣兜里的金筆刻著“李春暉”三個字，大為震驚，立即列隊脫帽，行軍禮致敬……

其次，儒釋道交融于一體的文化記憶是貫穿《天理良心》的主線。在作者加持家鄉的眾多文化記憶里，除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外，儒釋道文化交融，人皆循天理良心的文化記憶大量地呈現在《天理良心》中，或者說天理良心的文化記憶是貫穿作品的一條主線。沿著這條主線，作者在《道德碑前論大道》《義學講堂喜開張》《詹氏銀號印錢票》《天理良心天地寬》等篇章里用了大量的文字詮釋了天道、地道、人道、商道、業道，把天理良心這根紅線標注得特別顯眼，把濯水人、黔江人講天理良心的人性光輝凸顯得光彩奪目。

比如，古鎮大儒李璧臣邀請古鎮長者、賢達和世外高人慈恩法師、弘佛法師、石隱道長等討論制定濯河壩道德公約，就是一份不乏儒釋道思想精華，不失為人處世大智慧的道德公約。《濯河壩道德公約》全文為：

忠字當頭，熱愛中華，不辱國格，報效國家;

孝字為先，贍養父母，尊老愛幼，弘揚美德;

崇文重教，見賢思齊，公平公正，胸懷坦蕩;

天理良心，信譽至上，誠信為本，童叟無欺;

夫妻恩愛，相敬如賓，兄弟姐妹，手足情深;

妯娌姑嫂，和睦相處，婆媳之間，情同母女;

為人厚道，仁義當先，鄰里友好，相互幫助;

熱心慈善，助人為樂，致富思源，回報社會。

……

這個道德公約體現了愛國、忠孝、誠信、善良等傳統美德。除此之外，六大家族的族訓雖各有千秋，但始終貫穿著天理良心這一主線。

再比如說詹氏家族銀號發行的票面是唯一以“十孝圖”為圖案的錢票，龍華寺方丈慈恩法師、文昌閣石隱道長、濯河壩名師李璧臣分別代表釋、道、儒，共同講解的《家庭興旺的秘訣》都充分體現了“百善孝為先”的道德觀和為人處世的大智慧。

道德是天地的規律，本分是個人的規律，誰違背了規律，誰就有災了。

俗話說，家和萬事興。大至國家之強盛，社會之祥和，小至個人生活之幸福，事業之興旺，身體之健康，都有賴于和諧的家庭為基礎。

有道才有德，無道便無德;有德才有福，無德便無福。

老人是一家的天德星，以德為根。

父母是一家的天福星，以志為根。

夫妻是一家的天吉星，以愛為根。

子女是一家的天貴星，以孝為根。

孫輩是一家的天喜星，以順為根。

兄弟姐妹是一家的天輔星，以義為根。

……

這些儒釋道思想的文化記憶，可以說是《天理良心》的一大亮色。

再次，《天理良心》加持了五光十色的民俗文化記憶。黔江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小說巧妙地從武陵山區人民的生產生活中提取素材，用大量的篇幅展示家鄉的民俗文化，藝術地再現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婚喪嫁娶和修房造屋等民俗文化，毫不夸張地說，讀《天理良心》，就像讀一部土家族、苗族的民俗百科全書。如作品開篇就寫了端午節的有關民俗，并且是作者家鄉獨有的習俗，除了劃龍舟比賽外，這一天是男女相親的日子和小兒“打端陽錘”的日子，出嫁的女人由娘家的兄弟或妹妹接回娘家過節，定親的女孩由男方接到家里過節，未定親的男女青年在街上相親，小孩在這一天隨意打鬧，小說以這特異的習俗開頭，把讀者帶入一個神秘的世界。在接下來的篇章里，作者在故事的演進中以細膩的筆觸大量記述了生小孩須打三朝、婚嫁須三回九轉、喪事當做喜事辦、修房造屋說福事等習俗。

當然，作者不是為寫習俗而寫習俗，而是把這些民俗的描寫成功地與小說的故事情節進行無縫的銜接與勾連，小說的文化內涵由此得到豐富，故事的可讀性由此得到增強，故事的情節由此變得引人入勝。

黔江記憶，家鄉記憶，無疑是一個偉大的記憶。中國峽谷城、武陵會客廳凝聚的黔江各民族幾千年篳路藍縷、一路向前的傳奇史和當下黔江旅游在全國日漸升溫的熱度早已詮釋著黔江記憶的非凡價值。《天理良心》問世的意義就在于此，它是作者在這個偉大的記憶里為黔江記憶加持的一把飽含溫情和能量的薪火。作為家鄉記憶的一名忠實雇工，這種思接千載、神游八荒，審視當下人和事物，加持黔江記憶的作品還會在他的筆下不斷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