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如何搭建?
黑惡勢力猶如毒瘤，極大危害社會和諧穩定，嚴重侵蝕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從2018年1月開始，一場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席卷全國，以雷霆手段、千鈞之力發起強大攻勢，有黑必掃、除惡務盡，讓黑惡勢力無處遁形。截至2020年4月底，全國共依法打掉涉黑組織3120個、涉惡犯罪集團9888個，依法查處了孫小果案、“操場埋尸案”等一批疑難復雜大要案件，狠狠打擊了黑惡勢力，為民除害、大快人心。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就像浩瀚東風滌蕩污濁，掃出了朗朗乾坤、盈盈正氣，為新時代加強社會治理、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清除了絆腳石。
社會治理的成效，關乎人民安居樂業，關乎社會安定有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是我們黨在長期探索中形成的，是被實踐證明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人民意愿、符合社會治理規律的科學制度，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著力堅持和完善的重要制度之一。只有深刻領會貫徹這一制度的基本要義和重點任務，才能形成社會治理的新思路新格局，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一 矛盾化解新思路
楓橋，是一座橋，一座連接黨心民心的同心橋，一座通向和諧安寧的平安橋;楓橋，不僅是一座橋，更是一座新中國基層治理的豐碑。幾十年來，從“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楓橋經驗”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由基層治理的“金字招牌”上升為新時代社會治理的“制勝寶典”，為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提供了寶貴經驗。
人類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不斷向前發展的，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指望沒有矛盾是不現實的。在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按其性質不同，可分為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兩種類型。人民內部矛盾，相對于對抗性的敵我矛盾而言，具有非對抗性，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可以通過正確的方法加以調和解決。
1957年，毛澤東同志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一次系統闡述了這一重大問題，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內部矛盾指明了方向。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經濟社會發生深刻變革，帶來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人民內部矛盾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一是高發性。我國已進入人均GDP8000美元至1.2萬美元的發展階段，根據一些國家的經驗，這一時期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和易發期，不同群體利益分化和沖突呈加劇趨勢。二是多樣性。隨著人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提高，人民內部矛盾不僅表現為物質利益的經濟紛爭，還體現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涉及經濟社會多個領域。三是擴張性。在信息高度發達的當今社會，一些看似平凡的小事被網絡發酵放大，極易引發大范圍的情緒對立和社會撕裂。這些問題是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需要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和人民更好期待，努力加以解決。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深刻把握新時代人民內部矛盾的特點和規律，從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提出了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機制，為從源頭上、根本上預防和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關口前移，矛盾不上交。“楓橋經驗”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最大限度地把矛盾風險防范化解在基層。從現實情況看，有的地方和單位“后知后覺”，對苗頭性問題不敏感，出現了矛盾也辦法不多、處置不當，要么“捂蓋子”，要么“撂挑子”，最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要避免這種情況，最重要的就是要關口前移，切實把好“源頭關”“監測關”“管控關”“責任關”，做到前置防線、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處置，完善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加快監測預警體系建設，健全整體防控體系，嚴格落實領導責任、屬地責任和監管責任，確保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
聯調聯動，矛盾共化解。現代醫療衛生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根據病人的不同情況，實施分類分流的診療。化解矛盾糾紛就好像看病一樣，也必須把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統一起來，形成科學分流、效力對接的“三調”聯動機制，確保其精確性和有效性。同時，完善資源整合的制度機制，促成司法機關、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多主體聯合開展調解，重點化解跨地域、跨行業、跨部門重大疑難復雜糾紛，形成解決矛盾問題的強大合力。
疏解引導，矛盾少產生。古人語，良醫治未病。化解矛盾重在預防矛盾。當前，隨著我國社會快速轉型，一些人心理波動不斷加大，焦慮、急躁、冷漠和偏激等負面情緒日益增多，“一言不合就開撕”“看什么都是陰謀”“仇官仇富仇政府”……成為矛盾產生的導火索。人心不平，社會難安。“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很多矛盾背后并沒有什么嚴重的利害沖突、難解的深仇大恨，有的就是為了“爭口氣”。化解矛盾首在“攻心”，根據不同人群、不同情況，有針對性地加強幫扶救助、心理疏導、法律援助，最大限度消解社會戾氣，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凡事出新，必有策應。面對新情況新問題，化解矛盾有了新招數新辦法，社會環境就會展現新面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獲得更加強勁的發展動力。
二 社會治理新格局
社區作為城鄉的基本單元，是社會治理的“神經末梢”。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役中，社區是疫情防控第一線，是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前沿陣地。如果說醫院救治是與病毒面對面的激烈廝殺，那么社區防控就是阻斷病毒傳播的堅韌鏖戰。全國400多萬名社區工作者奮戰在65萬個城鄉社區防控一線，構筑起一道道聯防聯控、群防群控和科學防控的“鋼鐵防線”，為全社會抵御病毒建立起強大的“免疫系統”。
這次社區疫情防控的實踐充分說明，社會治理工作最重要的任務在基層，最堅實的力量支撐也在基層，基層社會治理越有力、越有效，整個社會治理的基礎就越牢固、越堅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加強基層社會治理擺在突出位置，提出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重大任務，對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作出許多新部署，旨在進一步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不斷夯實國家和諧穩定的社會基礎。
暢通參與渠道。社會治理的核心是人，人民群眾是最廣泛最活躍的主體。在實踐中，一些地方積極探索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好做法好經驗，比如民主聽證會、社區懇談會、專家咨詢會以及民意直通車、市長熱線、電視問政等豐富多彩的參與形式，讓群眾有更多機會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下一步，關鍵是深入總結提煉各地成熟的經驗做法，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激發群眾參與治理的內生動力。
創新體制機制。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帶來了廣泛的人口大流動，基層社會治理的對象、任務和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基層社會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人戶分離人口2.8億，其中流動人口2.36億，占到全國總人口的近兩成。面對這種新形勢新特點，必須因時而變、順勢而為，不斷加大創新力度，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健全社會管理和服務機制，推行網格化管理和服務，為城鄉社區居民更好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
推動重心下移。俗話說，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句話諷刺那些權責失衡、不可持續的做法。一些地方把工作任務、考核責任一股腦兒推到基層，但對基層各種必要的政策傾斜和服務配套往往跟不上，致使一些基層單位不堪重負。“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國家大政方針的最終落地在基層，社會治理的“毛細血管”在基層。真正重視基層，就應該推動社會治理重心下沉，把更多社會資源、管理權限和民生服務放到基層，把人力、物力、財力更多投放到基層，使基層社會治理進入權責一致、財事匹配的良性軌道。
貫徹落實好這些新部署，最關鍵的是觀念先行，實現從傳統社會管理到現代社會治理的轉變，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不斷提高基層社會治理水平，使社會治理的成效更多更好惠及全體人民。
三 安全維護新體系
2019年年底，國際SOS救援中心發布了“2020年世界旅行風險地圖”，通過自然災害、政治爭端、恐怖主義、宗教種族矛盾、基礎設施和應急體系建設等標準，對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出行風險進行評估。其中，中國被列為安全風險較低的國家，是全球旅客青睞的熱門目的地之一。2019年，我國入境旅游達到1.45億人次，位居世界前列。
民以安為樂，國以安為興。安全問題，關系人民的幸福安康，關系國家的生存發展。安全涉及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領域，是一個涵蓋黨和國家事業各個方面的完整體系，必須統一謀劃、一體推進。特別要看到，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嚴峻復雜，各種不確定因素不斷增多，“灰犀牛”“黑天鵝”事件發生的概率增大，考驗著我國維護社會治安、應對公共安全、捍衛國家安全的制度和能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立足建設平安中國的戰略目標，分別對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機制、完善國家安全體系作出安排部署，從整體上全面提高國家和社會的安全水平。
織密治安防控的“天羅地網”。近年來，北京“朝陽群眾”、天津“小巷管家”等赫赫有名的治安志愿者，在摸排提供線索、打擊違法犯罪上“戰功卓著”，成為維護一方平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相比之下，許多去過國外的游客都有切身體會，一些國家的景點很高大上，但到了晚上便不敢出門，擔心被搶劫，人身和財產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最為關鍵的是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堅持專群結合、群防群治，提高社會治安立體化、法治化、專業化、智能化水平。治安防控“預”字當頭，必須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風險的能力，做到一體協同、精準發力。
堅守公共安全的“層屏疊障”。公共安全一頭連著經濟社會發展，一頭連著千家萬戶安寧，要警鐘長鳴、常抓不懈，托起公共安全的底線，構筑隔離重大風險隱患的“防火墻”。全會對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機制提出明確要求，要建立公共安全隱患排查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構建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提高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此外，還專門強調要守護“舌尖上的安全”，對加強和改進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制度作出重點安排。
鑄牢國家安全的“銅墻鐵壁”。維護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沒有國家安全，一切都是鏡花水月。這樣的教訓歷史上比比皆是，即便在當今世界也不鮮見。西亞北非的一些國家陷入連年戰亂，國家安全危如累卵，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人民經年累月生活在危險之中，生命財產安全更無從談起。我國國家安全形勢總體上是好的，但隨著我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國家安全需求和國家安全能力的矛盾不斷突出，完善國家安全體系迫在眉睫。現在，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構建國家安全體系，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天下大同，人人為公。只有依靠人民，社會治理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源動能;只有動員人民，社會治理才能形成同心同德、團結協作的強大合力;只有為了人民，社會治理才能占領大公至正、造福百姓的價值高地。站在今天社會治理的新起點上，一個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社會更加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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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大局穩定》，《人民日報》2019年1月22日。
2.《中辦國辦印發〈指導意見〉 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人民日報》2019年6月24日。
